考研忘带身份证跪求进场遭拒 不能纠结于道德评判

为了考研，36岁的陈女士在上班之余，苦苦复习了一年多，可昨日上午她到考场后发现没带身份证，急忙给家人打电话，陈女士拿到身份证时，开考时间过了近半小时。陈女士两次跪在考场工作人员面前求进考场，但还是被拒考场之外(见本报今日B06版报道)。

“跪求”的新闻一出，可谓同情者众。《考研忘带身份证，两次跪求进考场仍遭拒》的标题，本身就有一种情感倾向。在道德与原则之间，在同情与冷静之间，围观之状的公众，很容易因为弱者心理而心生同情，对于道德的评判多于制度的思考。

如果按照过错原则，36岁女考生纯属咎由自取。参加考试却忘了带身份证，就跟临上战场忘了带武器一样，疏忽的代价就只得自我承担，而无法靠“一跪”来博取同情，最后靠“法外施恩”来达到补救。“跪”可以算一种补救措施，但却不一定有效。包括网友在内的围观者，希望用“跪”的可怜来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威压，并形成道义上的谴责，这样的“自我道德标准”强加，其实是一种“情感滥用”。

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则，考场工作人员的做法，其实足以值得称道。法不外乎人情，但人情的滥用就会导致规则的破坏，秩序的混乱。《考场规则》规定，考生要持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二者缺一不可，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这也是刚性规定。假若每一个违规者，都希望靠一“跪”一“哭”来破坏规定，那规定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坚持原则和执行规则者，用道义去声讨，这本身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其实是一种道德乱套和情感滥用，折射的是公民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淡薄。原本，没带身份证不能进考场不能成为新闻，甚至“两度跪求”也不能成为新闻，真正要成为新闻的，当是网友事后的态度。对“跪”我们可以同情，但不应上升为道德和道义的层面，否则，这本身就是一种“伪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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