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导师专访：做研究要有草根情节

【导师简介】

赵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在国家级、省部级报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4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等省部级及以上课题共计16项。

春日的武汉，樱花开的烂漫。

“恢复高考让我圆了大学梦”

1977年，赵老师考取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赵老师颇有感慨。

1968年，作为一名“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赵老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插队落户于地处鄂豫交界的“花梨耙”村庄。第二年，她跟随贫下中农在地处十堰市的“东风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筑工地当民工，两年后她侥幸地被一个三线军工企业招工进厂。随后，她当过近5年的机修车间的铣工，又以“以工代干”的形式被抽调到厂宣传科工作。其间，她曾经两次获得了推荐读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但是每次都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与大学无缘。1975年她供职的企业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从5000名工人中挑选出5人到武汉大学参加“工人理论班”，她有幸被选中。在武汉大学为期一年多的学习期间，她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程。幸运的是，授课的教师里有不少“名家”，例如讲授哲学课程的陶德麟教授、讲授经济学课程的曾启贤教授等，这些知名教授的教诲为她在“文革”结束后顺利地考取大学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一些在“文革”期间停办或撤销的院校重新考试招生，在“文革”中沉淀、压抑了十年之久的青年重新获得了公平竞争上大学的机会。当过中学校长的母亲颇有见地和前瞻性眼光，似乎看到了时代变革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命运的转折，在母亲执著地要求下她们兄妹都参加了高考。1977年底，赵老师被湖北财经学院“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录取，哥哥赵冰作为襄阳地区文科“状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赵家出了两个大学生的消息在家乡的小镇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78年3月，赵老师走进了大学校门。当时班里39个同学，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才16岁。采访中跟赵老师聊起了电影《高考1977》，赵老师说：“那部电影也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经过‘文革’十年的沉淀，每个同学都有自己一段难以忘记的故事。”对于赵老师来说，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开学后的第一堂课，中文老师给全班同学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赵老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32年前几位同学写下的话。一位在当时已年过30的李同学写道：在印刷厂当排字工的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因为高兴跑到了街上，结果因为交通违规被警察逮到;另一位在当时年仅16岁的孙同学写道：他收到突然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时，正坐在房顶接瓦片盖房子，因为幸福来的太突然，喜极而泣，眼泪滴在了新砌的墙上。而赵老师自己在这篇命题作文中写道：一次、两次被推荐读大学，一次、两次的“政审”不合格，梦中的大学渐行渐远，安步当车吧，我会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然而，这翩翩飞来的录取通知书……谈到这段经历，赵老师感触颇多。她说：“中国俗话说的好，物极必反，‘文革’把教育置之死地，历史就必然给它来一个纠正。‘老三届’的学生特别感谢邓小平，是他在1977年8月8日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讲话，让我们这一代人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圆了10年的大学梦。”

“读书本身是很快乐的。”赵老师回忆道。在那个年代，虽然部分教材还来不及改编，上面乃至还留着已被墨涂盖的“四人帮”的话，但是，学习风气是浓厚而自由的。赵老师充分利用自由支配的时间，广泛阅读了包括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给了她很大的启迪，为她以后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做社会保障研究要有草根情节”

1982年，赵老师毕业留校任教，在此后的时间里，她十几年如一日，在其工作和研究的领域内勤奋耕耘。当问起赵老师几十年来对于工作科研的坚持和执著探索有何秘诀时，她笑着说没有什么秘诀，全凭着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然而在这笑容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作为学者的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传统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面临“生存”的危机。一批中青年教师在老教师的带领下对专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设立了劳动人事管理的专业方向，1993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劳动人事专业方向的普通本科生。在这个专业转换过程中，赵老师以“劳动保险”以及其后的“社会保障”课程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非常幸运的是，她的教学与科研追随并融入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与完善的时代潮流。赵老师和同事们逐步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做大做强，她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专业迄今已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路上，成功来自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赵老师作为业务骨干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湖北省“八五”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研究”是赵老师主持完成的第一项课题，课题做了深入扎实的实地调研，让赵老师看到了书斋里看不到的真相，也让她产生了把想法诉诸文字的冲动。作为国内最早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之一，赵老师从此就一直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仅仅她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省级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省部级及以上的课题已有10多项。

赵老师坚信生命之树常青在于植根大地，她常说：“来源实践又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实践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为了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深度，她经常带领青年老师和学生进行实地调查。为了完成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国际合作课题《就业支出绩效评估》(中国，2003年-2005年)中的9省调研项目，她亲自担任领队，带领近20名研究生历时2年，对9个样本省的27个样本地(市)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问卷9056份，对相关基础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并建立了数据库。对此，她的体会是，在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下沉”到社会的最基层。她还经常告诉学生，我们做社会保障研究的，面对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弱势群体，所以一定要有“草根情节”，也就是说要经常穿上破褂子下去调研。

舍“小家”成全“大家”

作为成绩卓著、硕果累累的女博导，生活中的赵老师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她常说：“女性不是弱者，自立自强的钥匙就掌握在自己手上，尽管取得相同的成绩女性要付出更多。”

1993年，赵老师师从我国商业经济专家彭星闾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完成了商业经济专业的学分，但是也没有放松对社会保障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时候，她向导师恳请撰写“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运行分析“这一个非本专业的论文选题，选题过程几经波折。彭教授问她：“能否写出新意?”赵老师回答道：“应当能够”。非常开通同时也对学生关爱有加的彭教授通过与有关方面地协调，以论文选题与所从事的专业教学靠近的理由特批赵老师选择该题目。1996年5月，经过由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谭崇台等在内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严格检验，赵老师顺利通过答辩并拿到了博士学位。1995年，赵老师被学校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同年又被遴选为财政部系统首批跨世纪学术(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事业的成功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何处理琐碎的家务和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矛盾就比较棘手。采访中赵老师坦言，她并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时间上的冲突，赵老师大部分时间优先用在了教学和科研上。当问到“作为一个母亲同时又是众多学生的老师，您觉得哪个角色您做的更出色”时，赵老师真诚地说：“孩子是母亲的至爱，但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是非常愧疚的，从小到大我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不够多。这么多年走过来，一是花钱买时间，请了将近20年的保姆来料理家务;二是跟孩子们的老师，尤其是小学、中学的老师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的德育和学习进步也不敢掉以轻心。”多年来，赵老师就这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先后多次被评为“全省先进女职工标兵”、“全省女职工岗位立功标兵”等，成为教育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采访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赵老师谦逊低调的人生态度深深打动了我。面对荣誉，她总是轻描淡写，把功劳归于导师的教诲、同事的合作、团队的力量和学校的栽培;面对工作，她总是兢兢业业，在关注民生的道路上执著求索;面对学生，她总是谆谆善诱，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而面对家庭，她却舍“小家”顾“大家”，以自己的责任感阐释了一位学者应有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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