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非名校过线率不足1/10 名校分数线连涨

过线率不足十分之一，只能从名校和学硕捡漏

非名校专业硕士成“备胎”

王李焱(化名)不久前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绩，总分291分。然而今年的A区考研国家线是315分，她报考中央民族大学的法律硕士专业落榜了。在查询网站上公布的成绩汇总表时，她发现，专业的计划招生名额是60人，共159人报考，却只有13人过了国家线。她又查阅了往年的报考情况，发现2013年计划招生名额是50人，只有9人过国家线。

从2009年开始，全日制专业硕士(以下简称专硕)在研究生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在研究生学位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0%上升到近一半，教育部称，到2015年将使二者比例达到1:1。

然而，随着招生名额年年增多，除了少数名校，报考人数却没有相应的增加。以法律硕士为例，过线率低、计划名额招不满，最后只好通过调剂来填补空缺的现象，已经在不少高校的专硕招生中出现。

法律硕士实行国家联考，全国所有考生都使用同样的试卷。然而，在研究生招生单位中，只有34所高校拥有自主划定招生分数线的权力，而且全为985高校；其他高校则被划分为A区、B区，由国家统一划定分数线。区内考生达到国家线是最基本要求，如果未能通过国家线，就无法参加学校的复试。过线率低的，往往是这些不具备自主划线资格的高校。

一所非211高校的法学院教授将这34所高校比喻为“女神”，其他高校则是“备胎”，其社会认可度和受追捧度都无法与34所相比，在专业硕士这一新兴事物上体现尤甚。由于只能根据国家线来招收学生，招到优秀的学生变得越来越难。

非名校过线率不到十分之一 名校分数线却年年走高

李睿(化名)是山西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在她考研的2011年，专业的计划招生人数是50人，她考上后发现，自己竟然是唯一考过国家线的学生，其余49个名额都得靠调剂填补。她所在的山西大学法律硕士专业，近几年的情况一直不容乐观：计划招生人数都在30人左右，但每年过国家线的都只有一两个人。

苏州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闫敏(化名)也对复试印象很深：“我们报考专硕的总共才12个人过线，但专硕计划招生五六十人。”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感觉报考的人数还没招生人数多”。

同样，郑州大学。

“不同层次的学校，所享受到的资源相差太大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分数线基本上都比国家线高10～25分，最高的高出35分。人大2008级法硕学生李静记得，当时计划招100多个人，最后的录取比例接近1:100。武汉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范磊说，2012年，武大法律硕士共计划招280人，报考的人数高达三四千人，招考比例超过1:10，复试分数线也是年年都比国家线高10分左右。范磊所在的班级里总共43人，本科为一本和二本高校的学生占到了70%，他的室友都是从上海交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一本高校考进来的。

在拥有自主划线权的34所985高校里，法学专业不那么著名的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过去几年的分数线曾经都低于国家线，但今年，重庆大学分数线上涨了20分，高出国家线5分；华中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则首次与国家线持平。

“相对于所谓的专业实力，大家更看重学校的综合排名。”正在准备法硕考研的武汉工业学院学生王君(化名)说，考生认名牌学校，却不认非名校里的名牌专业，是普遍现象。

非名校专业硕士成“备胎”

在招生需求年年增加，生源质量却下滑、过线率不佳的现状下，一些非名校的专业硕士已经逐渐沦为“备胎”，大部分名额都要靠调剂才能录满。

闫敏本科毕业于大同大学，他坦言，“选择考苏州大学是因为相对好考，我本科的学校比较差。”像他这样直接报考苏州大学的学生，“本科学校大都不怎么样，司法考试也没过，不少都是江苏一些地方高校毕业的”。虽然在他现在的室友中，也不乏一些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好学校”的学生，但他们都是考清华、北师大等名校失利，才调剂过来的。

与李睿同级的杨祖(化名)就是从学术型硕士调剂过来的学生，“专硕成了学硕的‘备胎’，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他说。

这导致许多学生在法学考研路上都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先报学硕，考不上再调剂读专硕。事实上，许多学校在学硕完成初试筛选后，惯常的程序也是建议落榜的学生调剂。“在学硕参加完复试没被录取的，老师都会直接打电话问愿不愿意调剂到专硕。”

苏州大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承认，报考学术型硕士的学生往往是应届生，而报考专硕的学生中，很多都有过工作经验，他们抱着来给自己“镀金”、增加就业砝码后再回归社会的想法考研。对于老师来说，显然更喜欢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基础更好”。

因此，在专硕生源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通过调剂来保证生源质量，已经是许多非名校的无奈之举。

就业导向使专硕遇冷 培养模式尚不清晰

对于专硕招生名额的迅速增加，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元轶就感到不太适应。他指出：“两者的区别，有时候仅仅体现在毕业流程上。”

元轶认为，目前的导师、培养方案都使专业硕士没能彰显出自身的优势。“我们导师自身也要反思。国内的一名导师往往都指导多名专硕，这本身也影响了教育质量，有些导师直到学生专硕毕业，也未必能够记得清学生的具体情况”。

在元轶看来，学生对学硕的追捧既是出于传统思想的原因，也是出于就业的考虑。“中国人选择接受教育的思想一直都如此，对所谓实用性的方向总觉得不够阳春白雪，同时，就业市场的反馈也还不够明显。”

“在人们的观念里，就是认为学术型的比较好，现在用调剂还可以满足专硕的招生，要是不能调剂，情况会更糟糕，可能完不成计划。”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导师的上课习惯、考试习惯、思维定式和对学生的偏好，都是倾向于学术化的。学校也觉得考学硕的学生生源好，这就像人们对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看法一样，觉得重点高中学生素质更高。”

涂艳国也表示，就他接触的学生来看，学生更多考虑的是就业问题。“因为用人单位看出身，所以学生也会更注重学校的名气。就算有些985高校的专业不是很好，学生也会更多地考虑这个学校，而有些非名校哪怕有很好的专业，生源也不好。”

但他仍然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专硕的设置并没有更多地考虑办学规律，还是为了解决生源出口的问题。”涂艳国说，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专业硕士的主要生源应该是在职人员，但为了缓解扩招后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而开放全日制的专业硕士学位，导致了目前的现状。

他以自己所在的教育学专业举例：专硕的学制是两年，要求实践至少一年，但事实上，上课、实习、毕业论文在一年内完成不太可能，这便使得培养质量大打折扣。同时，全日制的专硕学生其实在找工作上也没有什么优势。“社会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的人，但本科的师范生都不好就业，更何况专硕的很多学生是由于无法就业，从二三本的学校考过来的，培养出来的人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

“专硕学位的设置“专硕学位的设置和培养还是应该更多的考虑社会需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招生。”涂艳国表示，很多普通高校并不具备培养专硕的能力，这样大规模开放专硕的培养单位，只能进一步败坏专硕的名声。

他也建议，在现有情况下，学生在选择时不应有太多功利的考虑。“有些好学校的资源有限，对学生的关注也有限，甚至不把学生当回事，这对学生的发展并不是好事。在某些普通一本或二本学校，只招十几、二十个人，导师带起来反而会更用心。”而对于教师而言，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和培养方式的改革。“很多教师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还习惯以学术型的标准来要求专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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